在史玉波看来，虽然我国初步告别了粗放的生产方式和敞口的消费方式，但离能源高质量发展目标仍有较大差距。如，化石能源占比仍然较大，实现煤电达峰仍需一段时间;能源利用效率偏低，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等指标高于发达国家;电力系统灵活性亟待提升，需求侧调节能力受制于体制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可再生能源消纳;在能源关键技术装备方面尚未完全独立自主，燃气轮机、DCS(分散控制系统)等一批“卡脖子”装备仍依赖进口，风电、光伏行业零部件尚未全面国产化。

　　对此，史玉波表示，我们要正确认识能源转型的挑战，尽早谋划“碳中和”场景下能源生产、消费转型升级的路径，持续推动可再生能源高比例发展，统筹集中式和分布式开发利用方式，力促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装机持续增长，着力减少化石能源开发利用。同时，要留有足够的政策调整空间和调整期，实现绿色低碳平稳转型。

　　“分行业来看，电力行业碳排放量最多，占比达41%;其次是建筑和工业，占比31%;交通行业占比28%。降碳的首要措施是提能效、降能耗，把上述领域的总能源消耗降下来，特别是要抑制不合理需求。”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强调，数字化技术、储能技术和调峰技术可以把非化石能源变成稳定输出的优质电源，将在实现能源替代、降低化石能源比例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。

　　基于技术的进步，通威集团副总裁胡荣柱对能源转型前景持乐观态度。“光伏发电成本已经降到和传统能源相竞争的区间，而且还在不断降低。”在他看来，如果政策给力，“碳中和”目标可以提前10年实现。

　　控总量、低能耗，能源转型是否会影响经济发展?在杜祥琬看来，“碳中和”目标对我国能源事业既是挑战更是机遇，能源行业的投资方向更加明确，将带来新产业、新增长点，实现经济与环境双赢。

　　史玉波表示，能源转型和绿色低碳发展，离不开政策的驱动和市场的引导。在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，需坚持能源消费总量刚性约束，建立健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长效机制，推动可再生能源参与市场交易。“同时，要鼓励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，着力破除体制机制壁垒，持续推动绿色低碳能源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，比如‘低碳能源+交通’‘低碳能源+建筑’‘低碳能源+旅游’‘低碳能源+智能制造’等产业共同体，构建新形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模式。”史玉波最后说。